乡建是一种“转移”？

刘彦随 | 乡村建设的科学认知与路径选择

从地理学角度对当代乡建进行了三方面的思考总结。一是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二是乡村建设的科学认知，三是乡村建设路径的选择。

第一，关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中存在问题，以下四点值得关注：一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的乡村发展，使其离不开体制方面的约束。二是城乡分离格局与乡村散乱空等民生问题。三是非均衡发展背景下的乡村问题，城市乡村化、乡村空心化，城镇化耕地保护、农业安全、民生保障矛盾尖锐。四是重城轻乡与城乡俱损的“城乡病”恶化。城市病、乡村病并发，城市过度膨胀，农村日渐衰败，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

第二，对于乡村建设应有科学的认知。一是对城乡融合体系的系统认知，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乡村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由城乡分离对立转向城乡融合。二是对乡村演进规律性的阶段认知，对于村落发展问题的解决要遵循其发展的规律，不能操之过急。三是对乡村建设动力学的过程认知，推进乡村要素整合、人地动态耦合、城乡产业融合。四是对乡村均衡发展战略认知，进行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双轮驱动”。

第三，乡村建设路径选择的方向主要有五点思考：一是构建乡村建设顶层设计及空间组织体系。中国乡村转型发展是一个多层次的空间尺度与体系。二是创新发展乡建理论及其综合支撑体系。三是研制区域性乡建规划及决策体系。四是健全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与政策体系。五是乡村建设土地整治工程预持续利用技术。

最后，关于乡建的有几个重要观点：首先，要正视乡村系统的失偏性、脆弱性，差异性。乡建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建科学认知体系。其次，乡建是一个渐进过程，应遵循主体性、区域性，代际性，分类转型、整治、重构、重建的多重乡建战略。再次，根治“乡村病”是健康乡建的前提。最后，创新乡建理论、战略、规划、设计、工程技术，建与设相结合，软科学配合硬技术，美丽乡建，美丽又富民。

贺雪峰 | 乡村建设重在保底

乡村建设的真正目标，在于保障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的需要。将中国乡村建设得强富美，是一个很长远的目标，现在我们能够保底就很不错了。

如果我们的乡村要通过几十年的建设赶上经历几百年发展的欧洲乡村，对乡村只进行形式主义的建设，而应做真正有用的事情；另一种情况是我们集中资源搞几个典型乡村的试点，供人参观，其实这并不代表中国乡村的普遍状况。因此，贺教授认为当下的乡村建设应该相对保守，等待时机成熟再来建设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从与我国处于相似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看，大量农民进城是必然的趋势，而我国因保留进城农民返乡机会而缓解了城市贫民窟的形成。但是，城乡二元体制与小农经济制度成为进城失败的农民返乡的阻碍，这个制度应该有所调整。

国家进行乡村建设，其目的是为持续衰弱凋敝的农村提供基本的公共体系，基本的服务，满足农民基本的生产生活要求，让在乡村生活的农民能继续留在乡村，也为进城农民提供了可以返回的乡村。

使用大量财政资源来支持完全不可复制的新农村的典型，这样虽然使少数地区强化了目标，却加剧了农村和农民的分化，少数地方可能更加富裕，而多数农村和农民基本的生产生活进行不了，最终将导致农民破产，进城失败的农民不能返乡，在城市里也待不下去，或会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要建设稳健的乡村，保底的乡村，才能实现中国现代化致富。

杨大怀 | 建设农民自己的乡村

（受吕旅县长之托，介绍河南新县近年来的乡村建设实践的经验）

过去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给乡村带来了负面影响。乡村的衰败化、空心化、留守化问题使我们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新阶段以后，我们应在城市建设的加速发展中，进入工业反哺，以城市带动与公共财政的力量共同推进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是为了谁？一是长久居住在村庄的人，二是城乡两季人，三是外出返乡的人，还有来乡村休闲、养老的城市人，外来打工经商的人等等。乡村建设最主要还是为前两类人。

在新县的乡村建设中，政府让村民自己唱主角，以村民为主体，来建造他们自己的村庄。同时，也欢迎外来资本和企业下乡，吸纳所有愿意为乡村建设出力的人共同推动乡村的建设和发展。

新县的乡村建设目标在于让乡村回归到最真实、最自然的状态，让农村更像农村，这吸引了一批规划师、建筑师下乡，参与村庄规划方案制定，并正在落地实施中。在制定和实施乡村建设方案中，力图做到尊重历史，尊重生态，尊重群众。同时，注重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如基础设施、工作服务设施、现代生活设施的建设。

政府在新县的乡村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典型示范的领导作用、新兴产业的带动作用。

进行乡村建设要解决好人的问题、钱的问题，使农民有尊严，农村有价值，农业有前途。

周凌 | 空间重建与乡村复兴

乡村实践是先于乡村建设的，目前乡建的两大主要模式是政府主导的乡建和民间主导的乡建。其各自既有一定的成就，又存在不同的问题。

政府主导的乡建以“十六大”的新农村建设，“十八大”的美丽乡村建设为主，这两次建设浪潮在比较的短时间内改变了乡村的环境和风貌，成就显然，但其问题也很明显，比如说规划与生活脱节，居住与生产脱节等。而民间乡建作为政府乡建的重要补充，其主要模式为由民间人士自发的建设或者国外基金支持的改造建设。民间乡建在村民自治、经济活化、文化自觉以及建立长效发展机制方面有积极而长远的意义。而其问题在于规模小，资金少，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

结合亲身参与的数个实际案例来分析上述两种乡建主导模式：比如杭州莫干山附近的老房改造。一个企业想把这个老建筑群改造成创意园，设计师充分利用当地材料，以最小限度干预原建筑，在环保的前提下降低建设成本，在改造完成后通过举行一系列活动使这个创意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江苏省一个古村，在政府强制性及非专业性的指导改造下，使其失去了原本的乡村特性，所有建筑千篇一律，白墙灰瓦。在周教授及相关团队的参与下，对村内几栋老房子进行改造以活化村落运营。设计团队针对每栋老房子的现状进行设计，有的保留内部结构，拆除破败的外墙；有的保留外墙，优化内部结构。同时优化村中的公共空间，使整个村子空间得以真正活化。

最后，在乡建中应最低限度干预乡村，不做多余设计，在设计中应尽力降低造价，节约成本，保留历史信息，利用本土技术。同时他指出乡村建设的三个重点：改善环境，提升产业，传承文化。

罗德胤 | 让遗产回归百姓生活

罗教授开篇首先指出当下中国乡村遗产主体错位。从法律上看，村民是产权所有人，即主体。对乡村遗产，遗产专家要保，爱好者要保，政府要保，村民却不想保。实际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如功能原因、经济原因、技术原因、社会原因、产权限制原因等。同时由于寺庙、宗祠等公共建筑祭奠仪式性功能的消失，这类公共建筑也早已远离我们的生活，没有进行必要的维护。其实欧洲日本也有类似的问题，欧洲之所以能保，看得见的两个原因：一是遗产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完善；二是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看不见的两个原因：一是国家民族认同的危机感，始于18世纪；二是自由个体的认同，始于17世纪。他指出个体驱动在遗产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遗产旅行、遗产教育等一系列相关活动不仅使普通大众从中受益，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遗产保护。

回到中国，我们应该找回国家民族认同感，尊重个体自由精神。遗产保护工作上应在技术上保守，想法上开放。政府应把控社会资金导向，在遗产保护与改造中理性对待传统空间的非现代性，仪式与日常，平衡传统和现代。罗教授指出遗产保护本质上是文化创意产业，并通过杭州莫干山、河南河西村、浙江平田村的实际案例加以佐证。

最后罗教授提出“遗产保护—社会功能—经济规律”的三角结构关系，要使遗产保护工作卓有成效，必须要让它创造的效益高于消耗成本，存在即是合理，改善供给，满足需求，要产生效益，就要思考经济规律，要进行供给端的改革，符合居民的日常需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更大范围的支持，才能使遗产保护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叶红 | 适应新时期的珠三角村庄规划

叶教授认为自上而下的政策研究和自下而上的基础研究同样重要。对于处在最基层的村庄规划是否有用，她通过一张古村落布局图得出其存在价值，并通过对比在技术上前进，在制度上退后的现代村庄规划，指出现代村庄规划在其编制与实施机制上存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叶教授提出“四方联动”的机制和完善村庄规划体系。

她指出，珠三角的村庄规划处于快速转型和矛盾凸显期，其主要矛盾表现在七个方面：国土、规划、财政、建设、法规、机构和人员。在应对策略上，她认为新时期的村庄规划最重要的目标是提升村庄的资源价值，其本质就是对资源价值的整合与提升，而这种资源价值的提升，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要实现村庄经济发展内生的驱动；二是要确保乡村生态景观格局品质的提升；三是要保障乡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同时要将村庄规划转化为村规民约，强化村民参与。

在规划的机制上应实现“四方联动”，即政府、企业、村镇、规划师四方联动。在规划中应以经营者角度思考，实现地区内的全产业链，一镇一集团以及城镇综合运营。产业模式应是一种多产业的联动，它以现代农业为载体，以乡村旅游为主导，以精品人居为提升，以文化创意为灵魂。在村庄规划中应有三层次规划体系即宏观、中观、微观结合的编制体系。在规划上应遵从“三生共融”，“三化递进”的原则。“三生共融”就是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三化递进”就是规划内容上的法制化、个性化和自主化。

最后叶教授得出四点结论：一是当前的村庄建设需要科学的规划；二是面对巨大的地区差异和规划的严重滞后，村庄规划应满足许可管理的技术和储备基础；三是乡村建设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规划是其中之一，只有在全面的制度体系中才能以高质量的村庄规划促进高水平的村庄自治；四是村庄规划应以提高资源价值为目标，实现政府、企业、村庄与规划师的四方联动。

王竹 | 乡建：经营与永居

我们该如何理解乡建？

乡建应该是有态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做的一些回应；乡建应该是产业形态，社会形态和空间形态的“异质同构”，就顺序而言，空间形态应该求其次；乡建还是一个复合系统，而不仅仅是空间的内容，它绝对不应该是一个“智能”的滥用，而应该是“慧能”的激发。

这些年的乡建热浪需要一些冷思考，今天的乡建不应该谈论做什么？而是应该反思不能做什么。不能是亢奋式的、口号式的、指手划脚的规划设计，乡建的策略与路径应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而不以任务和指标为导向。

首先，乡村认知。现在的乡建逐渐变为一种政治任务和消费需求，比如乡村旅游成为了城市人的“乡愁”。乡村的主人应该是农民，而当下以旅游为导向，把农民变成了一种服务生，主人变成了城市人，完全颠倒了主客体，这样就忽略了对乡建本质和真实的关注。

其次，是人和土地伦理的丧失。人和地是相依为命的，不同季节和气候，村民都要去土地庙拜神。以前的乡村有乡绅，有家族，有祠堂，有村规民约，社会结构非常稳定，而如今的乡村社会彻底解体了。

最后，在空间形态和规划上存在几个问题。一是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导致了乡村的无根状态；二是完全城市化的新农村建设，“三年住楼房，五年建成小城市”；三是自上而下的“一村一品”，形态风貌追求奇异时髦，而内在品质变得低下。

乡建应是一种动态的完善，而非静止的完成，未完成状态是乡建的最佳策略。

我们对待乡村应该是守护和学习，是关注穷人，量大面广关注到国计民生，它是一个系统的需求。我们需要对空间结构的真实性还原，一是整体性结构，二是基本单位。回归院落生活，一方面是领域感，另一方面是丰富性，这样从地方性的培养开始，我们最终产品是乡村营建的“在地语言”。

该如何帮助农民？如何找到返乡的路径？我们提出了一种“小美农业实践”。从小微做起，以农民增收，城市居民食品安全为根本的两个导向。通过务农增收，吸引部分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回乡创业，缓解乡村衰弱。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农民的需求，自下而上对乡村建设给予支持和帮助，从而推动乡建的“经营与永居”。

殷荭 | 我所经历的“乡建”及思考

从字义上而言，“乡建”到底是什么？顾名思义乡村建设，乡村建造，乡土重建和乡社营建。

回顾乡建的历史很重要，从民国初期的一些乡村运动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前辈大家做过乡村建设，他们出自于对民族振兴的出发点；接下来是60—70年代的上山下乡，它的影响力很大；再到最近一些年的乡建，比较巧合的都是相隔50年。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我积极参与第一线，去四川的灾区做了乡村小学的设计，但方案完成后接到通知，这个乡小撤校，并成大学校。整个经历对我来说是人生中很大的转折，深入灾区看到了人们的需求，触动很大。2013年雅安地震后乡村幼儿园重建计划，很多基金会不愿意把钱给民办幼儿园，所以这个计划也没有实施，但最终是日本建筑师坂茂主动找到了我们，做了一个纸管幼儿园。

灾后重建是我第一次接触乡建，它对我的影响是：建筑师的身份并不重要，而是你的救助者在那么应急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什么？其他东西在生命面前，生存面前，尊严面前都不重要了，这对于我以后做乡建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在教育方面我发现乡村阅读，但我们关注了孩子，却忽视了家长。怎么做乡村的成人教育？我们尝试用自然教育的方式，把乡村教育融进去。

我从开始做阅读，做教育，其实非常希望能够跟社区共建，当然这是一个特别难的话题。现在我不去主动做规划，或者是改变他们的生活，教育他们，而是在等待。先作为一个村民，住下来，积极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慢慢地他们也会来找我。在未来，希望能有一些契机。

任卫中 | 泥土再造

我今天谈一下泥巴，为什么会对泥巴感兴趣，或者说为什么做乡土建筑，其实源于25年前的一个梦想，就是想要在我老家建中国的第一个生态村。然而，20多年来这个村庄的环境变得越来越糟，山林水系都出了问题。

现在是混凝土过剩的时代。而乡土营造的初衷，一是避免工业化建造的高能耗、高资源消耗、高污染；二是寻找一种低成本与环境协调的建造方式。这个时代泥土已经不被建房所用了，我想泥土又可以作为新的建筑材料了。土是最生态最高级的材料，它不仅来源广泛，还能反复使用。

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我就开始做了一些实践。第一栋房子就是传统民居的改良版，尽量使房屋舒服，采光、通风都要符合现代的设计理念。第二栋房子做了不同的模式，对老民居的改造再利用。第三栋房子是土屋现代化。第四栋房子解决泥土的来源。宅基地下面挖了一个半空间，将这些土用来建房子。第五栋房子是对二号屋的补充。

这几年我们在研究怎样提高房子的舒适度，发现泥土的选择很重要，其实卫生间厨房都可以用泥土来装修。用于装修的泥土和黏土不一样，必须要有大量的沙子，在每个地方我们都能找到这样的土。泥土找来了后要进行加工，把粗一点的沙子过滤掉。用来抹面的泥土配比要好。墙面抹泥是一个技术活，其实很有讲究，一是墙体的湿度要掌握好，厚度要控制好。

泥土耐脏，具有自然的色彩如黄色、红色、紫色、青色等，还可以做成保温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