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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Reporter     Ming Xing

 

  

        上海，新华路，这条有着茂密的法国梧桐和旧式洋房的马路，洋溢着浓郁的老上海风情。山水秀建筑事务所就坐落在这条马路旁的弄堂里。阳光晴好的午后，从树影斑驳的新华路走进弄堂，周围的嘈杂似乎一下子全都消失了。
 

        祝晓峰的办公室在一栋三层小楼的楼顶，循着饶有趣味的楼梯我来到办公室。精心设计过的办公空间里，有着素白的墙面和简洁的家具，玻璃天窗，木质地板，潺潺的流水声。身处喧闹的上海，我却在这里找到了难得的宁静。书柜上摆满了各种设计书籍，茶几上整齐摆放着一些中国传统山水画书籍和现代摄影画册，从这里的每一扇窗看出去，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树。
 

        新建筑：您当初如何去的深圳大学？

        祝晓峰：我中学是在南京念的，高三时去了珠海。考大学是在1989年，当时政治气氛比较浓厚，家里人觉得在南方可能相对安全些。加之也曾经路过深大进去看了看，发现这里有不少来自清华、同济、东南大学的老师，很有活力，感觉不错，考大学时就选择了深大。

        新建筑：据说深大订阅的国内外专业杂志在全国建筑院校里是最多的，在那个年代也应该能了解到很多国外的建筑讯息，能说说您当时喜欢的建筑师吗？

        祝晓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开放的时间还不长，国外的东西刚刚进来。主要了解的有两部分，一批是本来就有所了解的现代主义时期建筑的作品，还有一批是80年代中后期跟着杂志一起进来的后现代建筑。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现代主义早期的建筑师。当然流于肤浅的后现代建筑风格在80年代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因为当时现代主义建筑被利用和曲解了很长时间，大量重复的建造忽略了人性化，导致那时候的建筑学没出路了，得通过“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和形式符号来维持学科的自主性。很不幸刚刚开放的中国建筑教育赶上了这个时代，一开始接触到的都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这对建筑学的教育不是很健康，他们关注的不是建筑本体，只是为了让建筑学有话语权而附加上很多要素。我们那个时候接触较多的建筑师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谈论了，比如彼得·埃森曼、迈克尔·格雷夫斯。 

        新建筑：那您对现代性的认识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祝晓峰：应该是大学毕业前后那段时间，自己看了些书，印象较深的是弗兰姆普敦的那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他讲的早期的东西很有逻辑性，让我了解到现代主义发展的脉络。比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筑，以前的现代主义是跟生产关系有关，跟经济有关，跟建筑本体的建造方法和空间有关。我才认识到现代主义原来是按照这个脉络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有深度有脉络的根源探讨才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现代性有了一定的认识，然后慢慢也有了想出国留学的想法。可以说真正开始了自我启蒙之路。

        新建筑：您毕业后直接留在深大任教，这期间认识了当时是深大建筑系客座教授的马清运，他的出现对当时的您而言有无指向性？ 

        祝晓峰：他出现的时候正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所以从很多方面对我的想法和认识形成佐证。马清运前后在深大待过两年，那个时候刚好库哈斯也带学生来珠三角做研究，我跟着马清运去给他们做过“导游”。马清运在深大做过一年级的教学，我刚好也一起参与教学。他评价建筑的方式是很有条理的，这些是我觉得正确的东西。而他当时的认识源自其留学经历，然后也在一些大型事务所工作过。所以我也想那样去思考，这也就更坚定了我要出去留学的想法。

        新建筑：那对于库哈斯，您认同他这种批判的建筑态度吗？

        祝晓峰：我觉得他很伟大。但是我当时对他并没有很深的了解，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建筑师，而且写过一些书，但是他的书我也没看过。后来他出了那本S，M，L，XL，看了那本书我觉得很酷，但对其背后的思想也没有很深的了解，真正对他的思想有一些了解其实是到了美国以后。他非常勤奋，但不是工作狂的那种勤奋。因为他不是像扎哈、盖里那样售卖标签的建筑师，他不停地勇敢地反思建筑学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以及他想给世界做出什么样的示范。通过这个示范把今天这个时代最有活力的社会和生产力的能量反映在建筑里，这才是让建筑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伊东丰雄也是这样，一直在勇于探索新的世界和秩序。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新建筑：您在哈佛的导师有“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能谈谈他们的教学风格和对设计的态度吗？

        祝晓峰：他们的观念不像库哈斯那么宏观或充满社会性。他们对艺术十分敏锐，注重与基地的结合。造型虽然简单但对空间尺度的把握很到位，对材料有着十分艺术化的考量。后来在做一些大型项目的时候，偶而也介入社会问题。他们对材料的认识十分深入，而且这种认识不是针对某个项目而独立展开的，是有赖于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做的研究的积累。这些都是有根源有深度的设计，不是心血来潮或者表面上的肤浅运用。

        新建筑：他们在设计上对您产生过什么影响吗？

        祝晓峰：他们看设计的眼光非常锐利，总能看出多余的东西来。现在我也经常对我的员工说，看着他们的设计就像从前我的老师看我的图一样，学生们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干净利落了，但是老师总能找出一些多余的东西来。他们是很职业的建筑师，会直接告诉你怎样做比较好。另外，他们对建造材料很敏锐，也让做学生的我们会思考学习。由于他们在这些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作为学生我们也会尝试去做这些方面的探索。我想我们从他们身上能学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对建筑的敏锐度。

        新建筑：这种敏锐是不是通过不断的尝试获得的呢？

        祝晓峰：他们是一直跟许多艺术家走得很近的。在瑞士巴塞尔，每三年举办一次著名的巴塞尔艺术展。他们跟艺术圈保持着一种密切的联系以培养艺术的敏感度。他们对材料进行较多可能性的尝试，我认为这都是艺术触觉的不断养成所起到的作用。

        新建筑：在哈佛待了两年之后，您对自己有了什么样的定位，对建筑的本质有了什么更深的认识？

        祝晓峰：比在国内时有了更系统的认识吧。通过在美国的学习，对在那个全球都被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时期，全球范围的钢筋混凝土的大量建造而产生的建筑学的整个结构体系，以及这种建造方式所产生的建筑文化而形成的格局，有了一个宏观的了解。但对自己而言，还没有形成什么结论，而是让我开始思考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真正开始了对建筑学的思考。
 

        新建筑：哈佛毕业之后您去了KPF，为什么选择这种以商业建筑设计为主的事务所？

        祝晓峰：我想学一个事务所的运作，这包括管理和设计上的。我期望学会对有一定规模项目的把握和掌控能力。另外，人在纽约，也有薪水上的考虑吧，毕竟大公司的待遇不错，也相对稳定些。

        新建筑：您是否那时就已经认定以后要成立自己的事务所？

        祝晓峰：基本上是觉得以后肯定会有自己的平台。

        新建筑：您给您的事务所取名山水秀建筑事务所，这个名字已经表明了你的立场。可是您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在KPF这样的以商业综合体设计为主的的国际事务所里工作多年，突然从商业建筑的设计转而去探索中国文化语境的设计，您当时有充分的信心去成功实现这个转变吗？

        祝晓峰：有信心啊，因为这是我最感兴趣最想做的事情，所以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比如能否遇到好的机会和合适的业主。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努力总会有机会的。

        新建筑：您选择把事务所开在上海，而不是更为熟悉的深圳，您说过是因为觉得自己更接近江南文化，对江南文化有较强的认同感。那您所理解的江南文化是什么样的？

        祝晓峰：这个问题很大。因为我老家是浙江的，本身更喜欢江南的气候和自然人文环境，而且长三角地区是多个城市互相共生的格局。长三角的城市圈比较成熟，上海不像北京那样唯我独大，周边的城市也很发达且有着上海没有的优势。这也是我比较喜欢江南一带的原因。我认为这种环境更能激发自己的思考，更有创造的机会，而不是被限制在单一大都市固有的圈子和模式里。

        新建筑：创业之初，除了从之前惯有模式中跳出的兴奋而对设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激情以外，您最初的创业之路遇到过什么困难，内心有过迷茫和困惑吗？

        祝晓峰：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迷茫，那个时候是处于向外喷发的状态，以前为别人做设计，现在是自己做，就把自己的想法都倒了出来，拼命地做着自己喜欢做的，用大量的青砖木材这些以前不可能用到的材料。真正产生迷茫是在三年后，那时也有了一定的成绩，可我发现很多时间都是在应付工程上的杂事，于是心里开始产生疑问，我反思这样下去能否对这个学科有所贡献呢？如果就一直这样不停地做些还不错的项目，我也还是会有困惑，当然这样我也可以把我的事务所继续开下去，但坦率地讲，这样下去思想上是不会有进步的。我虽然相信自己能盖出好房子，可是我不能以设计好房子为唯一目标，我希望我的作品具有思想上的示范性。我开始通过阅读和思考来提升自己。现在，我认为自己处于一个较好的状态，没有盲目地盖房子，思想上有了提升。我希望真正能做到思想走在实践前面。这样才能跟我的那些导师一样，思想先上高度，随之产生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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