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文明之城”的秩序愿景
吉恩·弗朗索瓦·勒琼 Jean-François Lejeune
赵纪军 译 Tr. by Zhao Jijun
摘 要 自早年发现并开辟新的殖民领地时起，西班牙征服者即建立了根据皇家规范精心规划的城市网络。拉马的《文明之城》描绘了拉丁美洲社会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著述话语的力量，并强调了城市在行使及再造这种力量时的核心地位。殖民征服以理性的秩序化格网规划以及福音传道为基础，是世界全球化的第一篇史诗。19世纪，在独立后的法国现代化的影响下，政府和行业精英们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摒弃本土和印第安文化，仍然扮演着源于美洲内部的殖民主义角色。1930年代见证了革新的力量。拉丁美洲成为输入强势而具破坏性的欧洲建筑与城市现代性的主要阵地；另外，其建筑师创造了“另类”现代性，整合了本土文化与国际风潮，融合了民族主义、地方传统与现代性。
关键词 拉丁美洲规划 乌托邦 殖民城市主义 印度群岛法令 全球化 现代化
ABSTRACT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the discovery, the Spanish conquerors established a network of cities and towns carefully planned according to royal instructions. Angel Rama’s The Lettered City (La Ciudad Letrada, 1984)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power of written discourse in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Latin American societies, and highlights the central role of cities in deploying and reproducing that power. The essay argues that the conquest was the first epic of world globalization, based on the rational and orderly checkerboard plan combined with forced evangeliz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behind the modernizing post-independence French influence, the national and liberal elites continued to act as internal colonial powers by further rejecting native and Indian cultures. In the 1930s, the myth of progress took over. Latin America became a stronghold of an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modernity imported from Europe that was often be brutal and destructive; yet, its architects invented an “other” modernity, which blended the international and the local, nationalism and tradition with modernity.
KEY WORDS Latin American planning, utopia, colonial urbanism, Law of the Indies, globalization, modernization
约翰·查尔斯·查斯汀（John Charles Chasteen）翻译了安吉尔·拉马（Angel Rama）所著的《文明之城》，并在给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在拉丁美洲，著述、城市化与国家有着特殊的关联。”西班牙作为第一个世界帝国，自早年发现并开辟新的殖民领地时起，其征服者们根据皇家规范精心规划构建了城市网络，其中，机构与法制的权力由一些社会精英，即所谓“有识之士”所操控。拉马的《文明之城》描绘了拉丁美洲社会形成历史进程中著述话语的力量，并强调了城市在行使及再造这种力量时的核心地位。这种著述话语和国家权力下的城市网络，被这位乌拉圭学者称为“文明之城”。拉马认为城市是基于文艺复兴成就之形态与标志的理性组织，也是根据详实的书面规范寓“旧”于“新”的场所。将城市视为社会与政治秩序之体现的文艺复兴理念“只是西方文明发展整体历程中的一个节点，而‘新大陆’才提供了‘秩序化城市’梦想成为现实的土壤。拉丁美洲的城市成为‘该梦想的最早物质现实’，并在随之而来的国际资本主义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在那里，伊比利亚的征服者们无视本土城市的价值，将其视为‘白纸’一张。但对本土文化的强势抹杀，自然无法阻止它随后在入侵文化中的悄然萌发与渗透。……在这张白纸上，城市建设者们树立起宏伟大厦，尽管意欲移植纯粹的欧洲先例，却实则再现了新时代的城市愿景。”
现代性极具破坏性而野蛮，它意味着一种全球化进程，其内在趋向与终极目标是破坏既有秩序，并以新代旧。在《美洲的创立》一书中，爱德华·杜索（Edward Dussel）指出现代性肇始于希内斯· 德· 塞普尔韦达（Ginés de Sepúlveda）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之间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关于“他者”——即印第安人——的辩论。他总结塞普尔韦达的观点并写道：“对‘他者’的暴行被认为是对野蛮人的教化，其解放、实利与福祉……它免除了现代性诉求下之暴行的任何罪孽”，“被征服者与被殖民者的遭遇似乎是一种必要的牺牲和无可避免的现代化代价”。他继续写道：“这种逻辑从美洲沦陷延续到海湾战争……”在16世纪初的文艺复兴背景下，城市的现代性意味着不仅仅要抹杀弱势文化的物质载体、异教信仰与崇拜，而且要注入“中世纪伊比利亚城市空间格局、生活方式的特质——‘有机的’而非‘秩序的’——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相应地，对美洲“新大陆”的征服是以欧洲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第一阶段：整饬的格网式平面基底——带着伊比利亚古罗马人居形式的痕迹和十字架的抽象——象征着对这片土地的理性建构和福音传道。自相矛盾的是，正是与本土秩序的遭遇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促进了改良的进程以及“与官僚主义城市功能及诉求——权力的集中化——相应的原型探索”。而中心广场则更胜于格网系统，是政治、宗教、社会及官僚诉求、殖民霸权及被殖民者之间结构关系的直接体现。智利社会学家米格尔·罗哈斯·米克斯（Miguel Rojas Mix）在他所著的《主广场》一书中表述了1973年他被流放并迷失于德国科隆复杂的中世纪街道之中时，终于明白作为一个“美洲人”在空间中定位的必要条件：“科隆的城市格局与我通常所说的有关城市结构的‘心理地图’无关。在属于‘我’的城市或任何一条街道中时，我清楚地知道我行走于平行的街道之间，在其中向右、向左拐；无论我身在何处，它们都相互垂直；而在市中心，我将抵达阿玛斯广场，教堂位于一侧。在这里，我作为美洲人的事实，通过清晰的城市结构表现出来。”
一 作为原点的广场与透视文化
1502年8月5日，尼古拉斯·德·奥万多（Nicolás de Ovando）在“新大陆”创立了第一座基于欧洲模式的城市——圣多明各。其初次尝试远非粗劣鄙陋，其基本规划尽管受制于本土地理条件的些许制约，却显示了西班牙式美洲城市规划的全部固有特征：第一，主广场决定了街道的网络——广场占据一个街区，其中仅有一座与其并置的教堂；第二，方格网格局，但在圣多明各，是不甚规则而扭曲的；第三，绝对笔直的街道相互交错，交角略呈90°，并朝大海方向展现壮观而无尽的远景。这种现代性的原型——显然不与任何特定的书面文本相关——在古巴延续多年。迪也戈·韦拉兹凯（Diego Vélazquez）建造的7座城市——巴拉科阿、巴亚莫、特立尼达、圣斯皮里图斯、哈瓦那、波多黎各普林西比、圣地亚哥，有着相同的、从广场生发出来的街道格网，其纵横网络大致垂直而不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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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