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兰经验”与实证主义 ——探索建筑领域中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之关系
The “Yilan Experience” and Positivism: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e
汪文琦 Wang Wen-chi
摘 要 尝试提出“宜兰经验”背后以实证主义为基础之事实，以期进一步认识该系列建筑实践之内涵与缺陷，并为未来相关实践寻求发展的出发点。以1951年德国“达姆施塔特国民学校”设计案中的基地课题为实例，展现从历史研究到建筑实践的理论一贯性，该设计案以一种抗拒时代中实证主义的坚定态度，呈现朝向不同方向的理论思考可能。最后，重新比较、观察“宜兰经验”中难以摆脱的实证主义思维，提议三项继续研究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 “宜兰经验” 实证主义 建筑史 建筑理论 建筑实践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the “Yilan experience” was guided by positivism, and from this premise seek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s and flaws presented in that series of buildings and practices behind them. Furthermore we explore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in the future. The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the question of site in the design of Volksschule Darmstadt (Darmstadt Elementary School, 1951) as an example of theoretical consistency from historical research to architectural practice. This design firmly resisted positivism of the era and demonstrated possibilities fo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in alternative directions. Finally, the paper returns to the comparison and observation of the positivist thought in the “Yilan experience”, and suggests three potenti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the “Yilan experience”, positivism, architectural history, architectural theory, architectural practice.
一 “浪漫的真实：战后兰阳建筑展”留下的思考
兰阳博物馆作为一座地方型博物馆，以宜兰的自然与人文特征为其展示内涵。2011年年底，也就是其正式开馆后的第一年，该馆举办了由学者王增荣与王俊雄策划，名为“浪漫的真实：战后兰阳建筑展”的主题展览。由展览内容及随附展览所出版的同名专书来看，该展览的目标至为清晰，也就是：为宜兰地区“近30年来”①相较于台湾其他县市远为活跃与独特的建筑实践，寻求历史价值与理论定位。台湾的当代建筑领域，长期以来缺乏历史研究与理论探索，这已几近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种情况下，企图将建筑的实践、历史及理论作一内在的紧密联合，这种奠定基础的工作无疑是令人感佩的。然而，正是在此处，展览与其专书也显现了其先天的局限，也就是历史及理论的不充分。
然而，饶富意义的是，展览以完成于1986年的“东澳小学”为宜兰地区近年来独特建筑实践的开端案例②。人们不应该忽略，东澳小学的主要执行者陈志梧（1952—1997）在同一时间于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③完成了以宜兰地区为主题、理论基础深刻的研究论文④。因此，“东澳小学”不仅可以视为1981年起担任宜兰县县长的陈定南推动公共建设改革的出发点与试金石，也可以视为以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为核心的空间理论研究者的实践出发点与试金石，而正是这两者之间（尽管不尽全然与彻底）理念的交叉影响与实践的彼此支持，使接下来的所谓“宜兰经验”⑤[1，2]成绩斐然。忽略“宜兰经验”背后的这层理论根基，便很难真正掌握这些具体实践的价值与缺失所在。
另一方面，附随展览出版的同名专书除了策展人发表的“总论”之外，还特别邀请近年在建筑实践与论述上皆有丰富成果、成长于台湾任教于香港大学的王维仁撰写综合评论，探讨展览内容中建筑实践所具有的历史与理论意涵。王维仁此篇“宜兰建筑六论：现代与地域性的无间道”论文[3]，主要以英裔旅美建筑史学家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1930—）80年代提出的“批判的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与90年代提出的“建构文化”（Tectonic Culture）为理论基础，不仅呼应展览本身对地方性的强调，也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弗兰姆普敦这两项建筑论述近年来在两岸三地建筑实践与评论中影响极为深远的实际情况。
透过此展览而显露，上文所提及贯穿于“宜兰经验”头尾的这两点事实，说明了尽管本地建筑领域长期以来并不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但这并非表示这种联系不存在；相反的，这种联系确实存在，而只是彻底被忽略罢了。这里再次显示了一项和人们一般理解恰恰相反的事实：当创作者对于理论与历史的当代发展越是陌生，他们也就越是难于离开受到其具体的影响⑥；而唯有当创作者有了充分的理解，他们才可能有那么一些机会，对这种当代发展展开对话、辩论与超越的行动⑦。于是，由于这种忽略，我们通常不易辨认自身所处的位置，当然也就不太可能进行自我批判，并主动选择自身前进的方向。“浪漫的真实：战后兰阳建筑展”有意无意间揭露了这种联系，留下了无比庞大、有待厘清的思考工作——如何看待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这些理论的基础何在，有效性如何？这些实践的彻底性与不充分性如何……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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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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