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现代——反思中国近现代建筑史

卢端芳　LU Duanfang

 

 

摘　要　简要梳理1861—1965年间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语境下现代建筑是如何被建构和再建构的，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当前中国关于现代主义建筑历史书写中存在的盲点，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重新想象现代建筑。中国主流近现代建筑史虽已取得很多成果，但不少还处于无视建筑现代主义的建构性的状态，对现代认知体系的局限性认识不足。在建筑实践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需要补上反思经典现代主义建筑这一课。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建筑史　现代主义建筑　建构性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account of how the meanings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were 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between 1861 and 1965. It identifies some blind spots in current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iography and calls forth a re-imaginat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the new context. It argues that despite the various contributions made by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iography, many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recognized the constructedness of architectural modernism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 epistemology. It is time to reassess modernist architecture at a time when architectural practi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iography, modernist architecture, constructedness

 

2016年9月10日0点33分，湖北武汉大学工学部第一教学楼在巨响中轰然倒地。这栋投资过亿、2000年6月方竣工完成的20层主教学楼被拆除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高达88 m的建筑体量破坏了武汉东湖风景区山体轮廓线并有碍整体景观观感。之前，各地也有一些未到使用期限即被爆破清除的建筑。武汉大学主教学楼之所以格外令公众瞩目，一则由于其爆破时间为教师节，二则由于其设计者何镜堂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及2001年中国建筑界最高荣誉梁思成奖的获得者。

 

历史上，另一栋同样令人瞩目且由知名建筑师设计的被爆建筑为美国圣路易斯城帕鲁特· 伊戈（Pruitt-Igoe）住宅区的33栋14层板式高层公寓。帕鲁特·伊戈是以联邦资金修建的低收入人群住宅，当年曾获美国建筑师杂志年度最佳高层建筑奖；其建筑师山崎实也因此一举成名，几年后成为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设计者。该住宅区于1956年建成，之后却逐渐因高犯罪率和种族隔离而臭名昭著，最后不得不以炸毁的方式清除。帕鲁特·伊戈的倒下，不但成为城市公共政策规划失败的经典案例，并被后现代主义建筑旗手查尔斯·詹克斯引为现代主义建筑已死的标志性事件。后者在其1977年出版的著作《后现代建筑的语言》中写道：“现代主义建筑已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32分死于美国密苏里的圣路易斯城。”

 

时隔30年，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已成主流，为城市的高速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旧的城区、旧的建筑被视为发展滞后的标志，一有机会就被成片拆除，“千城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多数本土建造技艺不再有市场，正在各地急速消失。虽然也涌现了一些好建筑，但它们在庞大的建设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小了。其结果是，旧的拆了，新的又大多品质不高。于是，从南到北，无数单调丑陋的建筑造就无数单调丑陋的城镇。在总体设计和施工技能水准尚低的条件下，对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发展商而言，对欧美建筑乃至整个街区形式的模仿成为品质相对有保障、同时造价相对低廉的稳妥选项。一时间西式“画皮”建筑比比皆是，风行程度远超大屋顶。抄袭海外建筑的事件屡有发生，引得西方媒体不时报道中国的“复印机”（copycat）现象。此外，中国新建建筑普遍短寿: 平均使用年限据悉只有25～30年，不及美国同类建筑的一半。建成不久即被拆除的建筑只是少数，更多的是由于施工质量问题而导致的短寿。例如，受训不足的农民工在浇筑混凝土时根本不关心放多少水下去，导致不少新建建筑因水灰比不精确而大大缩短使用年限。

 

对于全球范围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建构性，笔者已在《第三世界现代主义》一书和《建筑中纠缠的现代性》一文中谈及。本文将简要梳理从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到1965年（文革开始前）间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语境中现代建筑在何种条件下如何被建构和再建构，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当前中国关于现代主义建筑历史书写中存在的盲点与矛盾，提出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想象中国现代建筑的建议。

 

一　步入现代：1861—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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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转折时期：1949—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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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走向新建筑：1955—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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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反思中国近现代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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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重新想象现代

笔者希冀通过本文建立的，归结起来，是这样一个基本出发点：现代主义的单维度线性叙事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建构。究其根本，这个建构是以量为唯一标尺的现代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后者的弥散使整个意义机器被潜在的同质性所支配。在外力挤压下所形成的齐整而单薄的国民想象，加上过去30年间以唯利性为主导的发展实践，使得摧毁物质文化遗产的动力异常充足，而总体设计和创新能力又未能及时跟上，造成不少单调丑陋城市空间的出现。2010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民调显示，只有8％的居民对自己所在城市的规划表示满意。虽然建筑师的形象尚未沦落至此，但公众对武大教学楼等建筑负面事件的关注，警醒我们建筑领域到了应该反思原有话语所造就的缺失和重新想象现代建筑的诸多可能性的时候了。在充满裂缝、皱褶与扭曲的非线性时间中，人们可以有诸多方式生存于世。被当代中国主流建筑叙事所遗忘的，正是这些其他选项的存在。我们的现代建筑史书写，应当像所有美好的城市一样，不同型格的房屋得以在其中从容站立，现代的、古老的与更古老的交相辉映。它们之间，不是一个必然完全取代另一个的关系，而是在相互映照中形成丰富的多重空间。

 

当然，建筑史书写不可能无中生有，多种可能性的发展有赖于建筑实践。孙中山先生云“知难行易”，信焉。对文明的岩层而言，迄今为止，我们这个时代所留下的多半还只是对他人文明的拙劣模仿。可以说，被急风吹得踉跄前行的我们从未现代过，因为我们还未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当下。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复杂，历史上礼失而求诸野，如今却面临文明在地方层面的凋零。在设计师由课程表雷同的建筑学院批量制造，建筑实践遵循着全球通用的美学原则的今天，如何实现以地方为根基的创新和营造是一个问题。援引儒家学训“格物致知”，笔者认为促进地方建筑文化生长的可能方法有：格理，格物，格形，格神、格生（包括过往生、现在生、未来生）。篇幅所限，在此只简略说明。

 

“格”，取“探究”之意。目前西方大学建筑设计课主要的教法即为“格理”：从一个自设的概念性假设出发，通过各种探索，作出能自圆其说的建筑化论证，从而达到训练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目的。这种思考方式在古代文化中并不少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建筑设计教育仍处在重功能和造型、不重论证思考的状态。张永和的作品和写作，为很多受其影响中国建筑师补上了这一重要的训练课。但能从这训练课毕业，不止于智性游戏本身，进一步潜心“格物”，探究自然、物事和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格理“的尚少。例如，中国建筑师用竹子的不少，却少有愿意花时间以科学的方法真正做些竹子研究的。在不曾“格物”的基础上搞建构，多致照猫画虎式的建构。有了钱，扎哈设计的建筑盖得起了，而在她设计的广州歌剧院主入口混凝土扶栏上的分隔线，却是工人以墨线画上去的。另外，对民间建筑工艺的引用，是近年来玩建构的设计师爱用的招数。但若只是在某作品中引用，而没有进一步探究和总结，形成可传播并更具普遍性的技术和知识，这传统还是死的。

 

提到“格形”，我在别处批判过肯尼思·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关于批判性地域主义的论述，但他的设计方法论或可作为此处讨论的出发点。对弗兰普顿而言，作为文化策略的批判性地域主义是普世文明的载体，因而在利用地方文化时应对其进行“陌生化”（defamiliarize），选择其中合适的片断创造性地将其融入现代主义建筑。他声称：“批判性地域主义的基本策略，就是要在普世文明的冲击与从特定地域的独特性中间接抽出的元素之间起一个媒介作用。”弗兰普顿开出的药方，诚然有助于我们走出后现代主义对符号的虚无主义消费，寻求更真实和感性的建筑，然而笔者的疑虑在于，在弗兰普顿所定义的批判性地域主义中，地域建筑文化被描述成必须首先被肢解，然后再行选择性栽培的目标，在认识论上更不能跟“普世文明”——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理性”同日而语。因此，尽管弗兰普顿对一些现代主义设计师将场所当成空白填充的做法持批判态度，他的批判地域主义理论却陷于类似的错误：地域在认知能力上被视为白纸一张，至多能提供一些非理性的特质，供建筑大师们根据自己的旨趣涂抹。王澍在作品中对地方性建筑元素的运用或多或少也有同样的弊病，虽然其“格形”之探索认真执着并已获得普利兹克奖的认可，但目前为止其作品对地方建筑文化尚得其形而未得其神，或可尝试改变方法。这一点在对比安藤忠雄作品时会看得清楚一点。后者一些作品“格神”臻于化境，对日本精神的传达直抵人心，获得广泛影响力。这大概也是一直推崇安藤的弗兰普顿还在犹豫对王澍该如何下笔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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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