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日暮，乡建如荼。如今美丽乡村建设似乎成为承启田园文明、唤醒文化乡愁的重要方式，其内涵已远远超出建筑学的范畴。美丽乡村的建设都会面对土地（制度）、农业/产业、乡村治理、形态风貌等问题，应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永续发展。

《新建筑》在2015年第1期专栏“乡·愁——现代中国”之后举办了秋季论坛“乡建是一种‘转移’?”（2015年12月12日），邀请从事村镇经济、乡村治理、乡村文创、教育实践的学者、建筑师，以及投身乡村建设工作的政府领导、基层工作者等多方人员，共同探讨了为何乡建、如何乡建、谁在乡建和乡建为谁等问题。

为何乡建？乡建是一种资本的转移，权利舞台的转移？经济或社会问题的转移？或是建筑师、规划师业务的转移？由城乡统筹、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等一系列政策中可以看出国家建设中心的转移，但在新型城镇化政策推动下，许多昔日的美丽乡村日渐消失。历史村落的保护、激活、建设应如何进行？村镇经济、社会治理是乡村建设的“软科学”还是“硬道理”？城与乡的关系又将如何发展？乡村建设关乎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空间形态，如今与三者相对应的、用以维系过往田园文明的农耕劳作体系、乡贤宗法体系、风水匠作体系几近崩塌，而社会的、经济的转变会投射到空间形态，所以大家看到的现状是“谁人故乡不沦落”。乡建是为了有着农民情结的城里人，还是本土的乡里人，抑或其他的资本商或新旧文化人？乡里人以及进城后回到乡里的人如何在乡村生存发展？

谁在乡建？现在投身乡建热潮的主要是哪些群体？乡建的主体应该是谁？是政府、资本的投入者，还是当地的农民？规划师和建筑师所做的事或许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最后一个环节，但如今的建筑师等纷纷下乡，是被迫还是出于乡土情怀？职业建筑师参与下的新农村建筑是传承延续，抑或协调创新？不管是外来的还是返乡的本土精英的出现，都有其积极意义，一如田园文明离不开文人、士大夫，就好比过去的乡绅贤达。美丽乡村一定不是千村一面的，应该有众多的模式。面对如此丰富的村落类型和自然条件，我们的乡村规划和所谓的风貌设计该如何开展？甚至能不能被规划和被设计？如果方向错了，效率和“全覆盖”只会适得其反！

乡建对于建筑学意味着什么？仅仅是“乡村”这一概念的衍生品？其建筑学内核和命题是什么？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乡土建筑热潮，让我们关注到“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今天在传统的匠作体系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有了建筑师的乡土建筑会呈现怎样的变革？在新的时代，适应并引导新乡居生活的新民居、新的“乡土”材料和新的建造方式需要设计的智慧、历史的考量和时代的承传。

本次专栏则是遴选2015新建筑论坛（秋季）和2016（新县西河）中国乡村复兴论坛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少量自来稿，结集成刊。2016中国乡村复兴论坛围绕“永续与共享”的主题，分“学术会议”和“实践论坛”两大板块进行研讨：“学术会议”邀请中、美、法、意、日等国遗产专家分享各国乡村遗产保护的案例和经验；“实践论坛”以目的地为纲，选择国内外乡村建设典型案例展开探讨交流。

不论是学术讨论的发言，还是本期刊文，都会让人思考乡村建设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乡村建设等问题会变成关注的重点？乡村是乡民生存、生活和发展之地，是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贫穷问题，实现人更平等以及普遍发展的前线；乡村是共同构建（或者是在转型时期重构）城乡关系的另一端，是反思工业化消费社会的不可持续、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探索的基地；乡村是自然农耕等乡村文化的载体，是抵御全球性同质化浪潮、维系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后方。由此再来检视我们的乡村建设举措、模式以及方方面面，或许能更好地把握方向，只要把手放在心上。

谭刚毅

《新建筑》副主编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

罗德胤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