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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

       本期“建筑治愈城市”的题目,既包涵着空间尺度上的转移,也意味着面对当代城市问题时人们态度的转变。

      传统与现代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历史环境中讲究的场所感,对气候和土地的敏感,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现代城市中的路网、分区、快速交通,是不以具体文明为标志的产物。在农耕文明社会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是对土地差异的精细划分与理解,而当代城市建设往往以牺牲地形地貌为条件。那么,能不能回到微观的“建筑”层面,重新思考现代性与具体性的契合呢?面对城市和乡村的大迁徙,面对集体意识的流变,再去讨论城市环境的存续,是否应该建立起一种既不完全漠视,也不完全替代的新型关系呢?换句话说,作为在城市历史建成环境中工作的建筑师们,从近现代建筑技术中还能学到什么?如何超越新旧对比的续造?如何实现城市中两种文明生活模式的转移?如何通过建筑,为治愈当代城市问题提供一剂良方呢?
      “治愈”一词似乎再度赋予“建筑”某种不可能承受的重任。本期专栏所言的“治愈”更多指向了建筑师在面对城市问题时的主观积极行动,它是视角,是手段,是对问题症结的敏感,而不是革命,不是风格,不是与现代性的对立,更不是新一轮设计风潮。
因此,本期专栏搜集了国内外学者和职业建筑师的10篇言论,以期通过微观视角传达传统的敏感性,获得对历史原境的靠近,让当代人从这种尺度转移中反观自己的生活,从而获得“感同身受”之体悟。
       吴中平建筑师阐述的“都市针灸术”,指向了存续和发展的平衡理论;张智敏老师和周卫老师分别从历史建筑的普查数据和遗产的物质属性着手研究,展现了专业团队对遗产价值的上游评判;曾光宗老师和中原大学的驻地建筑小组,则以专业知识和温暖的情怀,直接在第一线面对改造和维修。这些讨论的价值,在于公众意志所带来的集体政治性,以及对公共参与“之后”的拷问:它如何才能真的成为城市需要?它和精细化的现场空间操作到底是什么关系?
       庄慎建筑师、李博建筑师、张婷博士和平辉博士,以不同的空间精分方法展开讨论。庄慎以冷静与反思的态度,提出了对惯常思维的新见解;李博的兴趣在于瑞士建筑师“城市/设计”中的“多态”;张婷深度解读了斯卡帕从城市研究指向设计的物化过程;平辉的“遗物再用”则以一个非常特殊的视角,用建筑师的一只柜子,拆解它对柯布模度的微观化诠释,以及这个微观化“建筑”在不同空间中作用的再续。他们都试图还原建筑师的具体思考,关心物和行为,思索对现代主义方式和传统空间结构的理解。
       何健翔建筑师通过城市和建筑的泛化策略,引发新空间文化的建构;孔锐建筑师和范蓓蕾建筑师则通过对生活过程中质感的描绘,把具体的建筑操作投射到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探讨中,创造了超越痕迹法则的续造。
       城市是共同生活的空间。如果说技术的进步已经给现代城市带来了实证主义思想塑造现实的“前”期,那么现在,即思想之力通过结构和历史的覆层塑造自身合法性的“后”期。这意味着思想和知识对现实的积极改造,意味着文化价值的认同和文化利益的转移,意味着新的分配意见和判断。福柯在《词与物》中勾勒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秩序的积极变异。可以类比的是,在21世纪初的关键时刻,思想同样有必要重回对历史的思考。如此,才有可能对历史和社会产生积极的贡献;在城市的物质延续中,才会有新形式的话语出现。
 
 
徐好好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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